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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仆蔡祖泉——《中国的“爱迪生》出版面世 2011/11/2 1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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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决定为蔡祖泉教授写这本书时,我们便开始遍访他生前的领导、同事、友人、学生、家人和企业家等,甚至还有50年代之前出生的老上海人(其中包括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开始深入图书馆翻阅从1951年第一只X光管面世以来所有有关他的新闻报道的报刊、文献和书籍等;开始收集他生前留下的笔记、手稿和照片等珍贵的资料;开始试图梳理和还原他追求光芒的一生。

公仆蔡祖泉

功高不改忠贞志,位尊难移公仆心。

没有什么词比“公仆”更适合概括蔡祖泉的一生。

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无不感知他的这一点。

无论是刚进入中法制药厂当学徒,还是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只X光管,抑或是评上了上海市及全国劳模、当上复旦大学副校长等,每一次人生台阶的跳跃,都无法改变蔡祖泉的劳动人民本色——简朴、勤劳与亲和,他永远保持着工人阶级特有的精神,保持着纯净的劳动本色。

出生于穷苦人家,饱受战争磨难的蔡祖泉,渴望过上没有战争的日子。解放前,他进入中法制药厂当学徒后,十分珍惜这段没有硝烟的时光,潜心钻研玻璃真空技术。解放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进入复旦大学,踏入了他矢志不渝的电光源事业。

比起蔡主任、蔡所长、蔡教授等职务职称,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蔡师傅”。正是这种他更喜欢的称谓,让他始终以师傅的角色承担着应有的职责。

在实验室里,吹玻璃、修电器、搞清洁、拉氧气瓶等一切粗活,他都和工人们一样地干;去企业时,他经常一个人在车间自己做零部件加工,自己做工艺焊接,一边摸索制造工艺,一边改进技术,经常手把手地教工人,和工人打成一片,没有任何架子。大家送给他另一个绰号叫“不花工钱的名誉职工”。

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流行过这么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小太阳,真明亮,照得黑夜像白昼一样亮;明亮的灯光下,唱一唱灯的创造者,蔡祖泉是好榜样。”由此可见他在当时的社会地位。

但无论是四五十岁时,还是花甲之年之后,你都可以经常看到他像清洁工一样打扫卫生;像普通工人一样干沉重的体力活;像平民百姓一样穿着简朴的中山装;像亲密朋友一样谈笑风生……

有人说,蔡师傅,这等小事何必自己动手?他的回答却掷地有声——一棵松树,只有扎根在大地里,才能根深叶茂。盆景里的树苗,永远不会粗壮。

即便到了80多岁,他都不忘自己拿着喷枪做起焊接活。

这位皮肤黝黑,带着浓厚的上海口音的工人科学家,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究其原因,我们不难找寻——“毛主席思想就是他人生的风向标,深刻地影响着他的一生”。

 蔡祖泉的一生是大爱无疆,大公无私的。

为了让实验工人们的身体不要受到损害(光源中的业态汞属于有害物质,尤其在高温下容易挥发,极易被吸入人体内),他立即向学校申请每人每天一瓶牛奶,但自己却不要。每天的实验工作都是在高温下进行着,眼睛被烧伤或红肿已成为常态,蔡祖泉经常疼痛地难以合眼入睡。为了不耽误时间,他赶紧用牛奶在伤患处擦拭,刚刚有所好转时,又偷偷地从家里跑回实验室,继续工作。

弟子们由于户籍问题导致与家人两地分居(上海户籍管理十分严格),正当他们焦虑和犹豫之时,蔡祖泉二话不说,亲自并一次次地跑校方申请名额,促成了十多个家庭的团圆团聚,也可以让弟子们安心地进行新光源研究。

当他发现一位工人的听力有些困难时,马上自掏腰包花钱给他买了一副助听器。要知道,一副助听器当时的价格近100块,超过了他半个月的工资,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吝啬。

在复旦大学化学系研究三基色荧光粉而缺少研究基金时,他从自己所在电光源研究里的专项研究费用中抽出了一笔资金予以支持;然后又把申请到的100万元经费转让给了东南大学机械系,让他们专心研究节能灯生产设备。正是有了以上两个单位的研究成果,中国的节能灯产业得以从80年代末开始呈现突飞猛进之势。

……

这样的慷慨例子不计其数。

蔡祖泉这辈子向朋友、向亲戚、向返乡职工,甚至向有困难的陌生人都会捐助的钱财物。就连他去世前的遗嘱上都特别交代,30万存款全部交给希望工程,为下一代享受更好的教育出一点力。

经常有外宾朋友来访时,他却以个人名义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家里作客,招待他们,只是希望不要给系所和学校增添更多的经济负担;他平常去上海企业都舍不得乘坐的士,六七十岁还依然坐一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海郊区帮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这是一种怎样的无私情怀?!

 

蔡祖泉一生关心企业发展,几乎是有求必应。

在他近50年的电光源研究生涯中,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每个角落,南至海南岛,北至黑龙江,西到新疆乌恰,东到抚远,凡是有照明的地方,都留下过他的身影。

这种遍访式的行走,一方面是因为市场调研的需要,但更主要的一方面则是当地政府或企业遇到问题后的盛情相邀。对于后者,蔡祖泉几乎都是有求必应,极少拒绝。

曾记否四下海南的故事?上世纪60年代,海南灯泡厂遇到技术问题,始终难以攻破,他们想到了上海有个叫蔡祖泉的老师傅,于是电话求教。他二话没说,坐几天几夜的火车直奔海南岛,亲自下厂检查和调试。工人操作仍不熟练,他又接着三次下海南,将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救活。四下海南,成为历史的佳话。

但这并不是他唯一一次为企业解难的故事,而是成千上万次行走中极为普遍的一次。浙江宇中高虹的老骨干们应该也没有忘记那次“蔡祖泉放下电话,就简单地收拾东西后,当晚连夜赶火车,第二天大清早出现在厂门口”的感人情景。

类似的实例枚不胜举。有人粗略统计过,他遍访过的企业、工厂或相关单位不下千家,有时在一家工厂的车间里呆上三五天,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不管是认识的企业,还是未曾谋面的工厂,只要他能抽出时间,几乎都会亲自下企业进行实地考察,解决实际问题。他常常鼓励企业家们,“中国是电光源大国,但还不是强国;我们不能满足于做贴牌,还必须创立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看着你们快速成长起来,我非常高兴!你们的成功就是我的骄傲,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们发展壮大!”

有一次,蔡祖泉受邀去深圳一家企业讲课和考察。不小心,脚给扭伤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耽搁讲课,依然忍着疼痛讲完一天的课程。结果,晚上泡脚的时候发现,右脚已经红肿了。他赶紧采用热敷,但反而加重了伤痛,整个脚顿时肿得非常厉害。随行人员劝他先去医院,但他执意没去。第二天去机场时,脚已经揪心的疼痛起来,最后还是用轮椅推他上飞机的。第二天一大早才由家人陪同去医院诊治。

一辈子忙碌,但他在家的时间总计不超过1/10,即使是在三个儿女出生、太太重病住院期间,他依然一心投放在电光源事业上,先国后家。

这是一种怎样的大爱无私?

 

蔡祖泉的一生倾注年轻人成长。

半路出道的蔡祖泉,研制出了无数项研究成果,每一项都是开创中国先河。

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因为他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永远有限,中国电光源发展需要一批人、一代人的共同努力。

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在这个专业领域的专业人才屈指可数,十分稀缺。

于是,他一方面自己摸索,自己实验和研发,另一方面给新进实验室的年轻人悉心地指导,鼓励他们大胆地尝试,不怕失败;之后在八十年代,建议和推动成立光源与照明工程系,引入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莘莘学子加入电光源事业,不断壮大电光源研究队伍。

为了让弟子们不仅能从自己身上学艺,更能吸取国外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他通过自己与国外电光源研究友人的关系,建立起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关研究机构和专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更重要的是,从八十年代起,他陆续派遣系所里的年轻骨干赴美国留学深造,而自己则坚守在复旦大学继续培养新一代的电光源专业人才。当赴美深造的骨干们回国后,分别肩负起人才培养的重任,最后形成中国唯一,也是最专业、最权威的电光源专业人才培养和输出基地。

蔡祖泉还打破以前的条条框框(以前发表论文一般以项目组的名义发表,署名时也需论资排辈,很少单独以个人名义发表,杜绝“个人色彩”),鼓励大家多做研究,多发表作品,只要对电光源工作者有益就给予支持,绝不压制年轻人,给予他们宽松和自由的空间,任他们翱翔。

不仅对本单位的年轻人如此倾注心血,对非本单位人士也给予足够的支持,众多合作研究项目,他都将年轻人推到台前,鼓励他们作为项目负责人去创新、去实践,而自己则在台后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因为对人才培养的扶持,他真正做到了桃李满天下的局面。

 

蔡祖泉的一生活到老学到老。

蔡祖泉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也曾放弃过上大学的机会,但这并不阻碍他通过自学来弥补他与生俱来的缺憾,而且一辈子保持学习的良好习惯。他被堪称为电光源领域的“泰斗”,但不耻下问依然是他对知识追求一贯的态度。

有两件并不为大家熟知的事情就能说明这一点。

第一件事是他65岁高龄出席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亚太电光源科技研讨会,蔡祖泉被安排为主讲嘉宾。这可让大家为他提心吊胆,为什么?因为大会要求嘉宾全英文演说。他的英文水平不太好,长达10多页的讲稿怎么用英文呢?在大家为之担心时,他却通过强记硬背,发表了一场精彩的英文演讲,令在场的人十分惊讶和敬佩。蔡祖泉认为,这种国际级的会议就要用英文演讲,不要丢中国人的志气。

第二件事是他的弟子周太明2006年再版《光源原理与设计》一书。有一天,蔡祖泉打电话给周太明说:“太明,你书上写的无极荧光灯充的气只有0.4乇,氩气只有0.3乇。但一般的无极荧光灯要充3乇,你这个只有0.3乇是不是搞错了?”周太明马上查引原文,结果证实没有错——确实是0.3乇。蔡祖泉听后回答,“有机会我要去实践一下。”

甚至连他在病床上治疗时,都要翻阅众多关于陶瓷金卤灯和LED照明的相关资料,目的是希望等他康复后能够继续研究这两道技术难题。

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学习精神。

 

蔡祖泉的一生为国争光。

年轻的中国的起步时间落后于欧美等众多国家上百年,电光源的发展也晚于众多发达国家。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落后于他人的借口或理由,他心怀一个信念:中国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达到甚至赶超他们,要在国际上获得中国应有的地位,维护中国的荣耀。

当五十年代的仪器光源坏了,遭到外国人咄咄逼人时,他不甘心被受制,从零开始自主研发仪器光源;当六十年代得知前苏联已经有10万瓦的“小太阳”时,他立志要研制出20万瓦的超过对方,结果成功了;当八十年代看到国外的紧凑型荧光灯面世之后,他又奋起直追,不甘落后,短短两三年后中国有了自己的节能灯;当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看到中国的陶瓷金卤灯和LED技术被他人掌控时,他依然希望上天再给他时间去实现赶超的愿望……

当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国家级照明学术委员会而被国际照明委员会下“强硬命令”时,他赶紧协调各方组织和关系,在1987年成立中国照明学会;当1979年出席在荷兰举办的国际照明科技研讨会时,他立志中国也要成功举办一届,经过数次申办后,终于在2007年实现了……

他用一生来争取和维护中国在世界电光源领域的地位和荣耀,他做到了。

中国赢得了世界的荣耀,他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1991年,他应邀出席日本照明学会75周年年会,蔡祖泉作为中方代表发表讲话,受到日本友人的一直赞扬,日本天皇侄子夫妇特别接见;在参观日本松下公司时,受到松下公司最高级别的接待。日本公司本有一个规定是客人必须按照日方规定的路线行走,不能近距离靠近生产线或技术实验室,但是对蔡祖泉却是个例外——径直走到生产线上去摸摸、看看,松下工程师也详细地向中方介绍产品和技术;在日本岩崎公司参观时,岩崎公司破例地向他介绍纯属企业高级机密的新产品;在日本中夫研究所,他们正在开发一种人类探索其他星球所需要的光源。这无论是对中夫研究所而言,还是对日本科技界,都属于绝密,普通人是看不到的,但是蔡教授被邀请参观和指导。

这足以体现蔡祖泉作为一位中国电光源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名望和地位。

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

关于蔡祖泉的一生,还远远不止这些。

他生前的领导、朋友、同事、学生、企业家等,无不给予蔡祖泉的最高,但也是最真实的评价:品德高尚、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心胸宽广、大公无私、敢当责任、斗志顽强、助人为乐、艰苦朴素……似乎所有的赞美之辞放在蔡祖泉的身上都不足为过。更有人一语中的地形容蔡祖泉:“焦裕禄”式的榜样。

我们更想知道的是,是什么力量和信念让他一生恪守人生信条,知行合一?

我们无法感同身受,但他经常说的那段话或许能说明一切——

我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原本还是一个贫穷的毛头小子,是共产党给了我机会,让我获得了这份工作,并给了我无数光荣,我怎能再向国家索取更多呢?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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